百年忧思:文明的陨落与战争的余烬-私会鲁斌

百年忧思

文明的陨落与战争的余烬

1914年,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奥匈帝国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先生,正在太平洋岛屿的热带雨林中考察。他向当地的一名食人族描述:“欧洲正在发生战争,每天有几万人丧生。”

食人族土著惊奇地问道:“你们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人肉?”

当他解释欧洲人不吃人肉时,食人族惊呆了:“不吃的话杀来干什么?你们那里也太野蛮了!”

——文明社会的价值观,遭遇了辛辣的讽刺。

同样遭受嘲讽的,还有人类的乐观情绪和理性能力。

1918年11月11日,面对盟国倒戈、军队哗变、国王流亡的窘境,内外交困的德国宣布投降。1/10的世界人口卷入战争,1500万人丧生——对于“从未见识过大规模坑杀”的欧洲人而言,这的确是“万万不可想象的惨烈场面”。

事实上,此前的人们根本不相信,(欧洲)会发生什么大战。

克里斯托弗·科克尔在《大国冲突的逻辑: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》中曾写道:从1900年代开始,就连那些最博学的学者都认为,人类已经不可能再发生规模化的战争,因为“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;军事平衡使任何国家都不敢保证获胜;对各方而言,战争都是得不偿失的非理性行为;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摒弃暴力的阶段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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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一战影响,大量女性进入工厂,催生了女权运动

 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整整一百年了。然而,与这场战争对人类历史、对中国的影响相比,我们的反思还远远不够。在世界格局出现新的变数的今天,反思或许才刚刚开始。

20世纪的修昔底德陷阱

崛起的德国,挑战英国秩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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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,《经济学人》发布专栏文章:当前这个时代,和“一战”前惊人地相似。

一战前世界文明的中心是英国,它以《大宪章》、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塑造了一套现代政治秩序,是海洋商业文明的象征。

在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下,世界进入了较为和平的几十年,经济蓬勃发展,电话,蒸汽船,火车等新技术应运而生。

然而在当时的世界,所有后发国家想要学习的,几乎都是“德国道路”:

 

· 德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,在普法战争中打败了欧洲超级大国法国,成为落后民族崛起的榜样。

 

· 德国以普鲁士式的集体主义为基础,以民族复兴为使命,是欧洲大陆文明的象征。

 

· 独立之后的德国,想尽一切办法吸收全世界的先进技术,但却压制启蒙思想,试图用权力之手控制自由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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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与铁》:德意志崛起之路(理想国出品)

“德国道路”对弱国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。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和清朝,均以德国为师,伊藤博文和李鸿章,都曾被认为是本国的俾斯麦。

在欧洲,德国的迅速崛起,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“英国秩序挑战者”的角色。

文明边缘地区的德国,向文明中心的英国发起挑战——这样的故事,在历史上一再发生,在国际关系中,被称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

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,他从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中发现了一个秘密——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既有的霸主时,最终几乎都会走向战争。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、19世纪末的德国人,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。

是韬光养晦、和平发展,还是挑战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?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态度大相径庭。

“铁血首相”俾斯麦认为,德国不应挑战当前秩序,应该在国际体系下发展。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间,大力引进英美技术,发展工业,秘密推行产业政策,“德国制造”杀进各国市场,德国GDP超越了英国。

然而当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登上皇位后,就走了回头路。威廉二世迷信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实力,并以强硬的国家形象示人,四处出击挑衅。德国的强势崛起引起了欧洲的警觉,一张针对德国的包围网形成了,最终使德国陷入孤立,并一步步走向战争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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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兰特:在有史记载的3421年中,

只有268年没有发生战争!

历史学家、《世界文明史》作者威尔·杜兰特认为:人类文明的进退,在于两种传统的拉锯战,一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商业个人主义传统,一种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农业集体主义传统。因此,一战不仅是国家间的对抗,也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传统之间的对抗。

国家,成了一台战争机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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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族主义的产物。

 

以赛亚·伯林说,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“发炎红肿”的状态,它的起因往往是创伤感、集体的耻辱感。德国人是第一批真正的民族主义者,因为他们一直处在西欧伟大复兴的边缘,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,这都是一种最具伤害性的体验。

 

德国人提供了最佳的例证:民族主义就像“压弯的树枝”,自尊心越受挫,报复性的反弹也就越强烈。充满幻想的热血青年们迫切希望为国出征,甚至为开战而举杯欢庆。当德国投入战争时,群众聚集在街头,表现出如痴如狂的热情,向出征的军队投掷鲜花。征兵处排起了长队,在狂欢中走向战场。

英国学者霍华德也这样评价当时的思潮: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“财产”,而成为那些献身于“自由”、“民族”、“革命”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。因此,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“好”的化身,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,任何代价也不为高,任何牺牲也不为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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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封锁英国,德国发动“无限制潜艇战”,

击沉多艘美国商船

在十九世纪的德国,宗教已经让位于爱国主义宣传。在公立学校里,孩子们被灌输对“敌人”的仇恨,以及不惜一切打赢战争的渴望。为战争服役成为了公民的绝对义务,逃避兵役将受到万人唾骂,并送上法庭。

民族主义,是暴力的思想;战争,是暴力的工具。当两种暴力结合时,一个怪胎诞生了,这就是军国主义:国家的使命就是打赢战争,全社会都要为战争不惜一切的牺牲,男人都要上战场,妇女和孩子要去参加劳动,私人财产可以随时被征用,企业要去生产武器。

法国将军福煦说: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这是一个民族主义战争的时代。这种战争是疯狂的,因为它注定会把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耗尽……也就把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与财产都当成了赌注。”

“重回野蛮时代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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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热血青年们怀着英雄幻梦,走上憧憬中的战场上时,他们被惊呆了。

在战争的第一次冲锋中,就有6万英国人在机枪扫射中倒下。消息传回英国,一所贵族女校的老师告诉学生们:“你们未来的丈夫都沤在弗莱芒的烂泥里了。”

一线作战的官兵很少有人能活着走出战场,索姆河会战的5个月中,130万人丧生。凡尔登战役被称为“绞肉机”,100多万条生命被绞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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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8年,死在机枪前的英军士兵

更可怕的是,年轻人不仅要去死,还死得毫无意义。

“一战”绝非什么建功立业的英雄时代,士兵不过是炮灰和草芥。几十万人的战死,甚至都不会让战线向前推进一公里,而各国战争统帅的下一个反应则是发电报给国内,再征用几十万年轻人上来。

热血没有任何价值,激昂的爱国热情到了后期只剩下恐惧和麻木。英国学者富勒这样描述战场,“生命都被当成廉价之物……世界回到了部落时代的野蛮主义境地。”

民族主义的狂热幻梦,在走上战场的那一刻就崩溃了。

这场席卷人类的巨大浩劫,在战场上并没有决出胜负,却在观念的崩溃中结束。

对无数底层士兵来说,胜败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,因为“狗娘养的战争”终于结束了。但是对于狂热的爱国者来说,战败的耻辱都是卖国贼造成的。

沙皇俄国没挨到战争结束就亡国了。后方的军队拒绝上战场,随后发生了兵变,沙皇被废黜,布尔什维克不承认选举失败,演变成乌托邦暴力革命——苏维埃在一战的夹缝中诞生了。

接下来,奥匈、奥斯曼帝国都垮台了。德国扛到了最后,基尔港的水兵起义演变全国的大动乱,威廉二世被迫流亡海外,德意志帝国变成了共和国,一个名为阿道夫·希特勒的下士痛哭流涕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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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战中遭受的屈辱,造就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

一战为世界带来了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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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文明的大毁灭

 

一战之前的150多年,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中,在哲学、科学、经济、艺术等领域,都达到了在人类文明的高峰。

而当战争结束时,这个当时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沦为一片废墟,四年战争造成三千多万人的死伤,毁灭了四个古老王朝。欧洲经济全面衰落,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蔓延,一百多年来欧洲全面支配全世界的时代结束了。

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惨痛教训,欧洲要为他的愚蠢和残暴付出代价。

乐观主义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

整个十九世纪,西方人活在对理性主义的乐观想象中,深信人性是善良的,认为科学、技术和工业会引领人类的前进,让人类走出贫穷和愚昧。

然而,这种幻觉伴随着一战被打碎了。一战证明:人性中的恶无穷无尽,当正确的观念无法普及时,科学和工业会成为杀人的工具,先进的生产力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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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带来 文明”的悖论

毒气和机枪大幅提高了杀伤效率

▍贵族阶层的消亡

在欧洲,贵族有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传统。然而,一战中,贵族大规模死在战场上。伊顿公学的校园内,至今留有一块一战纪念碑,5650人参军服役,2624人伤亡。

一个充满文化教养和社会担当的阶层瓦解了,世界回到了大众的时代,民粹的时代。民粹的崛起,为更大的世界灾难埋下隐患。

▍乌托邦思潮的兴起

一战带来的贫困和动乱,导致了大量民众和知识分子接受左翼思想。乌托邦主义迅速兴起,并最终从欧洲蔓延到远东。

▍塑造了二十世纪的格局

在欧洲的衰落中,世界重新分为三大阵营。

第一阵营是自由主义的美国、英国。未受战火蹂躏的美国,迅速崛起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。

第二阵营是民族主义的德国,他们在二十多年后再次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败亡,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,才宣告了民族主义在西方的彻底瓦解。

第三阵营是代表乌托邦主义的苏联。一战之后,苏联开始崛起,二战之后,成为和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。80年代末90年代初,苏东剧变,苏联解体,乌托邦主义遭受挫折,却至今并未终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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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的先知——哈耶克和米塞斯,都参与了一战。

中国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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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历史,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巧合:

 

大战爆发一年后的1915年,陈独秀《青年杂志》创刊,高举“民主与科学”,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。

 

大战结束一年后的1919年,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,北洋政府在凡尔赛所受的屈辱,引爆了国内的“五四运动”,从此救亡压倒启蒙,中国堕入了暴力革命的深渊。

对此,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认为:1911年清王朝覆灭,中国第一次彻底打开国门,而此时的西方文明恰好陷入混乱:民族主义猖獗,乌托邦主义盛行,就连艺术审美都非常劣质。因此,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。

也就是说,中国真正“开眼看世界”时,能接触的,几乎都是令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两样东西: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。这两种观念的影响极其深远,甚至可以说,整个20世纪的中国政治,都受这两种观念支配。

一直推崇欧美的梁启超,写下了《欧游心影录》。他的观点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左转:一战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的死亡,从此整个世界就要走上乌托邦主义之路。

 

杨奎松在《革命》系列中写到:正是在1920年代初,陈独秀等启蒙人士从原来的温和立场转向了激进的暴力革命;而闻一多、梁实秋等留学生代表,在海外饱受种族主义歧视,也因此仇恨西方、爆发爱国情绪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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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策纵《五四运动史》【绝版】

第一本深度解读五四思潮的专著

“五四”的爆发,让“民主与科学”的追求,变成了“爱国与进步”。秦晖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那个时代中国“救亡”与对外学习、自我改造(所谓“启蒙”)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。

所谓“救亡压倒启蒙”,如前所述,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……“救亡压倒启蒙”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,并帮助了乌托邦暴力革命的崛起。”

 

放宽历史的视野,才能突破认知的盲区;理清历史的脉络,有助看清未来的走向。

 

“一战”结束已经一百年了,一战的三大产物——自由主义的美国、乌托邦主义的苏联、民族主义的纳粹德国,奠定了20世纪的历史基调,并影响至今。

一百年过去了,历史见证了纳粹的覆灭,见证了苏东的巨变。作为战争的余烬,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陆续灰飞烟灭。世界秩序似乎形成了一个以英美为中心,向外围辐射的大趋势。一百年后的今天,遭遇新的挑战的世界秩序,又将何去何从?

 

一百年前,中国人觉醒图变,开始学习西方的思想与文明。然而,不幸的是,中国没有拥抱到文明之花,却俘获了西方文明废墟上的残砖断瓦,并长期陷入激进主义的泥潭。

 

从晚清大变局到现代中国,中国遭遇了诸多不幸。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曾追问:“大灾难为何没有带来大觉醒?文明为何总是迟到?”这一追问,应成为我们百年忧思的起点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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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(先知书店):百年忧思:文明的陨落与战争的余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