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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感觉,舆论正在全面围剿底层。关于凤凰男的帖子层出不穷,不管是致弱者还是致low逼,七拐八拐,骂的都是挣钱最少能力最弱的那群人。

穷成了一种原罪。

因为穷,所以他们经不起诱惑,会为了一点利益就撕破脸面,为生计铤而走险;

因为穷,所以他们活得过分紧绷,很难从日常生活中获得审美体验;

因为穷,所以他们抗压能力差,遇到挫折时会情绪失控,濒临崩溃;

因为穷,所以他们对财富有极端的渴望,无法从容地享用好东西,只会海吃山喝。

听起来特别合理对吗?因为我曾是这套理论的忠实信徒,不止我,周围人都是。

但跳出“环境决定性格”这套时髦版出身论,那些天生握有更丰富资源的人,真的具有更高级的道德感吗?

还是说,他们就像懒洋洋的,趴在砂砾上打瞌睡的鳄鱼,只是因为眼前的水鸟太瘦骨嶙峋,才微眯着眼,放它一条生路呢?一旦合它胃口的食物出现,它的扑食野心和敏捷程度,都让人咋舌。

或许人性本无优劣高下之分,只是上层的手段更隐晦,表达更含蓄,距离更遥远,于是政坛攻讦如星沉海底,只当窗见,时局动荡像雨过河源,犹隔座看。

而底层的纷争,不过是张三顺手牵了李四的羊,王五偷摸摘了赵六的瓜。他们穷尽一生所追求的——或者用追讨更合适,在我们看来,都不值得。

但谁在定义“值得”呢?我们习惯于用钱买时间,医院看病要雇人挂号,为了三十秒的广告买迅雷会员,用飞机和高铁替代一昼夜的打牌吃泡面,而对底层而言,时间是一个废弃的仓库,钱才是能够避风躲雨的安全所在。

干脆承认了吧。我们就是讨厌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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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远里说,我们都喜欢的曹操,他爸花了一亿万钱,买了个太尉官职过瘾,这种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双重身份,造就了他疏朗开阔的性格——青梅煮酒、横槊赋诗,三国里最浪漫最情怀最荷尔蒙飞溅的段落,都是他一手包办了。

而刘备作为汉献帝辈分混乱的远方亲戚,长年卖草鞋,卖出了一身市井气息和扭捏做派,人气远不敌那个乱臣贼子。

同为皇室贵胄,我就更喜欢开凿运河出兵朝鲜的隋炀帝,这个件件大手笔的败家子,把一个王朝挥霍得气象万千,反观出身贫寒,从小就是德育标兵的王莽,连改革都改得窝窝囊囊。

同为开国皇帝,我只听有人想穿越成李世民,叱咤于隋唐乱世,没听过谁想跟着朱元璋重走讨饭路的——底线是刘邦,那好歹也是个基层干部啊。

但讨厌归讨厌,谁也不会把“势利”的标签主动揽上身。拿到台面上的,都是“有退路才有底线”这类漂亮话。

单从表现看,上层人物也的确比底层可爱多了,你看《世说新语》里的人物,每一个都方正雅量,捷悟豪爽,和明清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,就着鸡毛蒜皮在朝堂上死磕的官员相比,他们才更符合,对中国文士的美妙想象。

读惯了“谢公东山三十春,傲然携妓出风尘”的记载,我真的差点,成为东晋门阀制度的忠实拥趸,它筛选出的,是最全能的人才啊,从小耳濡目染官场规则,连培训期都省了——唯一的缺陷是,它把绝大多数人,都拦在了机会的外面。

科举制收罗了一批书呆子,官员同质化严重,只会照搬而不懂变通,空谈误国而实干寥寥,但它面向更多数人,它更把平民当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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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我们也没想那么多,只是很直观地,觉得大人物们更迷人。

你知道阶层的差距是一面放大镜,得势者的温情会被放大,而失势者的一点不入流,也会被形容成卑劣。大人物的丝缕柔情,会激发出对方源源不尽的想象,会以为,这柔情背后,是懂得、理解、包容。

他们用一点“平易近人”,就可以获取一箩筐的感激、赞美,用一个握手,就能赢得下层的好感和尊重。

伏尔泰坦承,他会和普鲁士的专制君王腓特烈交好的原因是,对方贵为皇帝,仍然主动向他示好,连启蒙哲人都会陶醉于大人物递来的秋波,更何况我们。

与此同时,底层出于求生本能的举动,则因着你俯瞰的角度,变得不可理喻起来——三轮车夫多收了五块钱,你气恼地质问,不就是五块钱吗,至于吗?怎么不至于啊,当基数太小时,再微薄的利润,都变得可观起来。

这于是又绕回到最初的,对于底层人民的设定,没错,因着生之艰难,他们的道德底线更易滑落,他们的目标更浅近,他们的手段更鲁莽,但这本应是你,去努力改善底层处境的动力,而不是捂着鼻子远远躲开的原因。

他们的确更不守规矩,更缺乏理想,更漠视艺术,但说到底,规则是上层社会定的,鸡汤是成功人士熬的,连红酒品鉴,都是贵族们没事作出来的玩意。

他们从未入局,却要打扫楼上泼下来的残羹冷炙,他们从未参与,却要默认精英们划定的标准,你该做的,是赋予他们更公平的起点,而不是谴责他们与生俱来的不幸。

所以坦白说,我挺讨厌从前那个振振有词地讨厌贫穷的自己的。用道德上的从容感巧妙替代物质上的优越感,等于用一种势利来粉饰另一种势利。

我很轻易的,原谅了大人物的种种不得已——受贿是为了效率,妥协是为了合作,却从不为小市民举动开脱,我为肉食者们提供了瓶瓶罐罐的酱料,却决不替小人物的粥里,加一勺肉松。我忽略了糟糕的外部环境,只顾着清算他们的素质和人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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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个简单的例子,在上海的哪一站坐地铁,都有推攘抢座的状况发生,以至于我和朋友每挤一次地铁,都能挤出一串“穷真可怕”的长吁短叹。

到了台北,哪怕是在上下班高峰期,捷运站里也是秩序井然,没人插队也没人抱怨。经济停板多年,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台北人,让我发觉穷和不体面之间,并不存在着等量关联。

换而言之,当政府提供了足够的公共设施时,人捡起尊严,孵化美德,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

在这个“穷就是原罪,美貌即正义”的国度,你当然有避开底层的权利,只是我总疑心,就像最看不起差生的,是那群攀援在及格线的学生一样,最想和底层撇清关系的,就是裤管还沾着泥巴,刚从底层逃窜出来的人。

有时候,我们必须以贬低别人的方式来证明自我,用赶尽杀绝队友的方式,来表明自己的立场,洪承畴吴三桂们降清后,打起仗来可是比满人更勇猛。

对底层的猛烈打压,暴露的其实是中产阶级的没安全感和不自信。上升的通道既已被堵死,他们就决定严防死守下层,怕他们瓜分了盘子里不多的一杯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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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也想分享一个,关于我朋友的故事。

一年多前,我们俩相识在一场饭局上,在座的都不熟,所以都端端正正地谈公事,偶尔夹两筷菜。那天我们吃的是家粤菜馆,人均约400多,菜品确实精致,但毕竟是饭局,大家只赞叹两声。只有她一个人,开着闪光灯和音效,咔嚓咔嚓地拍照,完了还发朋友圈。

当时就有人偷偷笑话她,说她没见过世面,说她小家子气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提醒她,只能问她要不要去洗手间,我搓了好几遍洗手液,才有勇气跟她讲,这类场合我们通常不拍食物。她脸迅速红了,然后带着几分忸怩说,这是她来过的,最好的餐厅。

我说要是我自己挑地方,我也不会来。她松开咬紧的嘴唇,腼腆一笑。

今年再见她,她举止已经出落得很大方,我们私下约了小馆子吃饭,面对着造型精巧的牡丹虾,她捏着我的手说:“现在就我们俩了,你想怎么拍都行。”

而杀死体面的,从来不是贫穷,是你艰难的优越感,和一颗不肯宽容的心。

作者:倪一宁